时间一直转眼就来到了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，波兰南部，喀尔巴阡山北麓。
斯坦尼斯瓦夫·马祖尔站在村口的土路上，眯着眼睛看了看东边的天空。
云层压得很低，空气又闷又湿。
马祖尔已经在这个叫扎布诺的小村子里当了三年党支部书记了。
村子不大，一百来户人家，靠着维斯瓦河的一条支流过日子。
“马祖尔同志，今天这天气不太对劲啊。”老农民维特克扛着锄头从田里走回来，脚上的靴子沾满了泥。
“是有些不对劲。”马祖尔把目光从天上收回来，“维特克大叔，我感觉要下大雨了。”
维特克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，脸上的皱纹拧得更深了。
“像。你等会记得通知村里的同志们。”
马祖尔一九二八年入党，一九三零年被组织派到这个村子，三年多的时间里，他带着乡亲们修了水渠、建了合作社、办了夜校。
他是村里唯一一个上过大学的人，也是唯一一个能写信读信的人。
乡亲们叫他“马祖尔同志”，有时候也亲切地叫他“我们的马祖尔”。
马祖尔通知了村民之后回到村部，他的桌上摊着几份文件和一本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他坐下来，拿起笔，打算把今天的支部工作记下来。刚写了两行，外面忽然刮起了一阵风。
马祖尔放下笔，走到门口。
天空像被人泼了一盆墨汁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云层像一堵墙，从南边压过来，然后雨就来了。像是天上的水库被人拔掉了塞子，一整片一整片的水往下砸。
马祖尔站在门口，雨水从屋檐上灌下来，溅起的泥水弄湿了他的裤腿。
他眯着眼睛，盯着南边的方向——那是山的方向，也是维斯瓦河支流的方向。
“马祖尔同志！马祖尔同志！”一个浑身湿透的年轻人从雨里冲了过来，是他的联络员，叫扬科夫斯基，才十九岁，去年刚入党。他的脸被雨水打得发白，嘴唇在发抖。
“河水涨了！涨得很快！维特克大叔说，再这样下去，今晚就可能就得要漫堤！”
马祖尔的心猛地沉了一下。
“通知所有村干部和党员，村部集合。马上。”
扬科夫斯基转身冲进了雨里。
七月十四日。
雨还是没有停。
马祖尔这辈子没见过这样没日没夜的的大雨。他在这个村子待了三年多，见过春天的桃花汛，见过夏天的雷阵雨，但没见过这种——像是整个天空都在往下倒水，倒不完，倒不尽，倒得人心发慌。
早上五点，天还没亮。马祖尔穿着一件旧雨衣，踩着齐脚踝的泥水，走到了河堤上。
说是河堤，其实就是一条用土堆起来的矮坝。这是前几年马祖尔带领村民们一起修的。
马祖尔向上面申请过修堤的材料，报告打了好几次，但物资一直没批下来——国家百废待兴，到处都需要钱，到处都需要材料。
他站在堤上，朝河里看了一眼。
马祖尔心跳停了半拍。
河水已经涨到了堤顶以下不到一尺的地方。
水面宽得吓人，比平时宽了四五倍，原本的河道，现在变成了一片望不到边的黄褐色汪洋。
水面上漂着树枝、木桶、死掉的牲畜，还有不知道从谁家冲出来的家具。
“马祖尔同志，堤上不能站了。”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。马祖尔回过头，是村里同志们，都来了。
“堤要保不住了。”科瓦尔奇克走到马祖尔身边，看了一眼河面，声音很平静。
“上游的雨太大了，听前面村子的同志们说，山上的水全灌下来了。我们的堤太矮，太薄，撑不住的。”
马祖尔咬了咬牙。
“能撑多久？”
“今天。最多明天就得溃坝。”
马祖尔转过身，看着身后那些站在雨里的党员、积极分子、还有自发赶来的村民。
“同志们，河堤要保不住了。村子在低处，水一旦漫过来，整个村子都会被淹。
我们必须立刻组织群众转移。老弱妇孺先走，往北边的山上去。年轻人留下来，跟我护堤。能撑一天是一天，能撑一个小时是一个小时。”
“我去敲钟。”扬科夫斯基转身跑了出去。
七月十五日，凌晨。
堤坝还是垮了。
凌晨三点多的时候，雨突然又大了起来，马祖尔带着十几个人在堤上扛沙袋，沙子是就地挖的，袋子是各家各户凑的，麻袋不够就用床单、用棉袄、用一切能装东西的布料。
他们把沙袋一袋一袋地往堤顶上堆，但水涨得比他们堆得快。
先是堤脚开始渗水。
有人喊了一声“堤要垮了”，所有人都开始往后跑。但马祖尔没有跑。
那道裂缝越来越大，浑浊的河水从裂缝里涌出来。
“马祖尔同志！快走！”科瓦尔奇克在身后喊。
马祖尔把手中的沙袋扔进裂缝里。沙袋瞬间被水冲走了，翻滚着消失在了黑暗中。
堤坝像一堵墙被人从中间炸开了一样。泥土、石块、杂草、沙袋，全都被裹进了水里，混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堵黑色的水墙，朝着村子的方向扑过去。
马祖尔被冲倒了。他在水里翻滚了几圈，呛了好几口水，手抓住了一棵树。
他抱着树干，喘了几口气，把肺里的水咳了出来。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河堤已经不见了。河水像脱缰的野马朝着村子里涌去。
马祖尔从树上跳下来，踩着没过大腿的水，朝村子的方向跑去。
村子里的水已经到腰了。
马祖尔跑进村子的时候，人们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，老人背着包袱，女人抱着孩子，男人抬着门板做的简易担架，上面躺着不能走路的病人
扬科夫斯基站在村子中央的高地上，手里举着一盏马灯，灯在风雨中摇摇晃晃，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，
“往北走！往山上走！不要回头看！”
马祖尔跑过去。“群众们转移出去了多少？”
“大部分已经走了。还有几户人家在村东头，水太深了，过不去。”
“带我去。”
两个人趟着齐胸的水，往村东头走。水越来越深，越来越急，脚下的路已经看不清了，只能凭着记忆摸索。
村东头最后一户人家，是维特克大叔家。
老头的腿脚不好，走不了远路。他的老伴去年走了，儿子在克拉科夫的工厂里上班，家里就他一个人。
马祖尔推开门的的时候，维特克正坐在床上，穿着一件旧棉袄，手里攥着一个包袱，脸上的表情平静得让人心酸。
“维特克大叔，快走！水已经到腰了！”
维特克摇了摇头。
“马祖尔同志，我走不动了。你们走吧，别管我了。”
马祖尔没有跟他废话。他蹲下来，把维特克背在背上，站起来。
他背着维特克，趟着水，一步一步地往门口走。扬科夫斯基举着灯在前面探路，灯光在水面上晃来晃去。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三人就听见了一声巨响。
是房子。
隔壁的房子被冲倒了。
水面猛地掀起了一波浪，打在马祖尔身上，他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
马祖尔咬着牙，把维特克往上托了托，继续往前走。
马祖尔把维特克从背上卸下来，抱在胸前，竭力让老人在他的头上。老人家的身体轻，他还能举得动。但水越来越深，脚下的路越来越滑，马祖尔的力气一点一点地消失，怎么都留不住。
“马祖尔同志，放下我吧。”维特克的声音从头顶传来，
马祖尔没有回答。他咬着牙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。扬科夫斯基在前面帮忙托着老人，他另一只举着灯的手在发抖，他不停地喊：“快到了！快到了！前面就是高地！”
马祖尔看见了。就在前方不到五十米的地方，有一块地势稍高的土坡，水还没有漫上去。那里站着十几个人，有人在招手，有人在喊，有人拿着绳子往这边甩。
三十米。二十米。十米。
水到了马祖尔的嘴。他把维特克举得更高了，双手的力气快要耗尽了，肌肉在痉挛，骨头在嘎吱作响。他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像要炸开了。
五米。三米。一米。
有人接住了维特克。一只手从前面伸过来，抓住了老头的胳膊，另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衣领，把他从马祖尔手里拽了过去。
马祖尔的身体猛地一轻。然后他感觉脚下的路不见了。
马祖尔脚下的地面被水冲空了，像一块被人从底下抽走的桌布，什么都没有了。
他沉了下去。水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灌进他的耳朵，灌进他的鼻子，灌进他的嘴里。他拼命地划水，想浮上来，但他的身体太沉了。
他感觉自己的手碰到了一个人的脚，那个人弯下腰来抓他，他听见了一声喊——断断续续的，被水声淹没了。
“马祖尔同志——”
然后什么都听不见了。
马祖尔最后的意识想起了自己入党那天，在克拉科夫的一间地下室里，面对着墙上那面手工缝制的红旗，举起右手，跟着领誓人念出入党誓词。
他想起了自己被派到这个村子那天，村长牵着一头毛驴来接他。
他想起了那些在夜校里学认字的农民同志，那些在合作社里一起干活的女同志，那些在支部会上争论得面红耳赤的党员。
马祖尔终究还是闭上了眼睛。
天亮的时候，雨停了。
扬科夫斯基站在高地上，浑身湿透，嘴唇发紫，手里还攥着那盏马灯。
他把马灯抱在怀里蹲在地上，低着头，肩膀在抖。
维特克坐在他旁边，身上裹着一条别人递过来的毯子，目光呆滞地看着下面那片还在缓缓流淌的汪洋。
水退了一些，但村子还在水下，只有几棵大树的树冠露出水面。
“马祖尔同志呢？”有人问。
没有人回答。
“马祖尔同志在哪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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