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的旅程漫长而辗转。先从北京飞往上海，再从上海经停卡拉奇，飞往开罗，最后从开罗转机，才能抵达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。全程需要花费数天时间。
飞机冲上云霄，北京城迅速缩小，最终被云层吞没。林曦一开始对飞行充满好奇，但很快就在引擎的轰鸣和不适的耳压中哭闹起来，最后疲惫地睡去。王幼楚抱着孩子，望着舷窗外无边无际的云海，神色怔忡。林安轻轻揽住妻子的肩膀，给她无声的安慰。
“我们真的……要去非洲了。”王幼楚喃喃道。
“嗯，去了。”林安望着窗外，目光坚定，“别怕，有我在。”
几天的飞行，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考验。时差、颠簸、简陋的转机条件、陌生嘈杂的环境，还有对目的地未知的忐忑。但当飞机最终在恩德培机场降落，舱门打开，一股灼热而潮湿的空气混合着草木、尘土和某种难以名状的气味扑面而来时，林安知道，他们真的到了。
乌干达。赤道线上的东非国家。
恩德培机场简陋得超乎想象。低矮的航站楼，粗糙的水泥地面，肤色黝黑、穿着各异的工作人员。炎热让一切景物都有些晃动。办理入境手续的过程缓慢而混乱，幸亏有先期到达的使馆工作人员来接应。
前往首都坎帕拉的路，是颠簸的土路。吉普车扬起漫天黄尘，窗外是望不到边的、在炙热阳光下显得格外丰茂而蛮荒的绿色。偶尔能看到赤脚的孩童、头顶水罐的妇女、悠闲漫步的牛群。贫穷与原始，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冲击着初来者的感官。
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设在坎帕拉市区一处相对安静的街区，是一栋带着院子的两层白色小楼，原是一处殖民时期留下的建筑，略显陈旧，但还算整洁。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凤凰木，正开着火红的花。
先期到达的参赞、武官、工作人员都已经等在门口。看到新任大使一家风尘仆仆地抵达，大家都迎了上来。
简单的介绍和寒暄后，林安一家被领进了为他们准备的住处——大使官邸就在使馆主楼后面，是一栋独立的小平房，有三间卧室，一个客厅，还有小小的厨房和卫生间。家具简单，但打扫得很干净。最难得的是，居然通了电，还有一台老式的电风扇在吱呀呀地转着。
“条件简陋，请大使和夫人多包涵。”负责行政的同志有些不好意思。
“很好，很好了。辛苦大家。”林安真诚地说。他知道，在这个物资极度匮乏、百废待兴的新独立国家，能维持这样一个像样的使馆，已属不易。
王幼楚抱着熟睡的曦儿，打量着这个未来几年将要称之为“家”的地方。墙壁刷得雪白，地上是粗糙的水磨石，窗户上挂着简单的白色纱帘。
窗外，是陌生的、浓得化不开的绿色，和炽烈得仿佛能点燃一切的阳光。一种巨大的、混杂着孤独、茫然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情绪，悄然袭来。但她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镇定下来。她是外交官的妻子，是孩子的母亲，她必须坚强。
安顿下来的第一晚，异常闷热。电风扇的微风聊胜于无。林曦因为炎热和陌生环境，哭闹了半夜，好不容易才在王幼楚的怀里睡着。
夫妻俩躺在床上，听着窗外不知名的虫鸣，还有远处隐约传来的、仿佛鼓点般的声响，都毫无睡意。
“幼楚，后悔吗？”黑暗中，林安轻声问。
“不后悔。”王幼楚的声音很轻，却很清晰，“就是……有点想家。”
“我也想。”林安握住妻子的手，“但这里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。我们一起，把这里变成家。”
第二天，林安就正式开始了工作。与使馆全体人员见面，听取汇报，熟悉情况，研读堆积如山的文件。
乌干达政局微妙，前总统刚刚下台，新政府立足未稳，外部势力插手严重。使馆工作千头万绪，从推动双边经贸合作，到争取国际支持，再到保护在当地为数不多的华侨利益，每一件都至关重要，也充满挑战。
王幼楚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角色。她主动承担起使馆内部文教方面的工作，教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学中文，帮助整理图书资料，甚至开始尝试学习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的基础问候。她把从国内带来的花籽，种在了官邸门口的一小块空地上。
王幼楚把房间布置得尽量温馨，墙上挂上了从国内带来的全家福。她想用这些细微的努力，为这个临时的“家”，增添一份熟悉的温度和生活的气息。
林曦是最快适应新环境的。孩子的适应能力总是超乎想象。他开始对院子里爬行的蜥蜴感兴趣，学着模仿鸟叫，甚至尝试用简单的斯瓦希里语单词和当地雇员的孩子们打招呼。阳光和户外，让他很快变得黝黑而结实。
1965年4月的坎帕拉，赤道的阳光毫无保留地炙烤着大地。中国大使馆的院子里，那面五星红旗，在热风中猎猎飘扬。
林安站在办公室的窗前，望着这片陌生而充满生机的土地，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。这里有艰苦，有危险，有难以想象的困难。但这里，也是他的新战场，是他为国家开拓外交空间的边疆，是他必须用智慧、勇气和坚韧去守护的新的责任。
他回头，看到妻子正牵着儿子的小手，在院子里玩游戏。王幼楚抬起头，对他温柔地笑了笑。
家在这里，责任在这里。纵然万里之遥，此心安处，便是吾乡。
新的生活，就这样在非洲灼热的阳光下，悄然开始了。而国内的亲人，北京的春天，南锣鼓巷的炊烟，都化作了心底最深的牵挂，和支撑他前行的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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